来到厦门的岁月里，我经历了两次夏令营的磨炼。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五年级的劳动夏令营：一个个金黄饱满的玉米、一张张纯朴的笑脸，还有那次愉快的插秧。
来到农村的第二天早晨，老师将我们带到了宿舍附近的一个水田，安排我们进行“插秧”实践活动。我们一路上大声欢呼，宣布着自己插秧的“历史”，而到了水田之后所有人都傻眼了，刚才的豪言壮语早已不知是不是随着一阵柔和的风飘走了。大家都在尖叫，老师在做一些安全指导，此时我的脑海里被水蟑螂、水蜘蛛、蚂蝗等爬行类昆虫的词语所充斥。我越想越不敢向水田望去，它仿佛就像一个“昆虫窟”！不过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虚荣心在捣乱，与此同时她将胆怯“看扁”了，我将脚伸入了水田。
水田里除了水就是泥，当然还少不了肥料（估计是当地的牛粪）。不过光着脚丫在上面走，的确舒服。不过我呢，最终目的就是将秧插满老师安排的秧田。我挽了挽衣袖，卷了卷裤腿开始插秧。
我左手拖着插满秧苗的泥土块，右手捏秧，食指在上，中指在下，拇指扶住细细的秧苗。将二至三跟秧苗分为一撮，将它们一块插进田地里。插秧苗别看是体力活，其实它也是需要细心，并且很有讲究。拿秧苗时必须按照我刚才的手法，否则：重则会掐死它们，轻则插不进土壤里去；如果同时插入的秧苗过多将无法均衡营养，过少秧苗根本扎不稳。可见插秧也是一门学问呀！
突然我听见一声女生的欢呼，原来是一些害怕昆虫的女生为自己发明的插秧法而感到“骄傲”！有的是将两、三赶秧苗握在手里直接往田里扔，有点像在投掷；有的同学是将分发的整大块秧苗直接放入田中，更有甚者居然用秧苗作“防身与攻击武器”。
虽然大家的插秧方法不对，但是我们却在插秧的过程中更进一步感受中国农业，享受劳动带来的欢乐。
欢笑随着时间流淌，胆怯化成一缕农村瓦房上的袅袅青烟。虽然老师已经带我们离开了水田，但是我们的心依旧停留在同学们插秧时的欢声笑语中。
在整个实践活动中我们体验了农民伯伯们每天需要做的工作的艰辛，感受了劳动带来的乐趣。同样在欢乐中我们依然认识到了中国南方农业的落后。
每当夜晚来临，望着群星闪烁，我不由地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公园马路的交通协管员—陈伯伯。
陈伯伯大约五十岁左右，他黑黝黝的皮肤给人一种亲切感。一双并不是异常有神的眼睛下有一只挺立的鼻子。陈伯伯的目光虽然很平淡，但是他的双眼却可以感觉到四个方向的行人和车辆。最让我钦佩的就是陈伯伯的性格。
陈伯伯人很热情，这种热情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起初我刚搬家时，去学校途径我每天都要经过那条斑马线，那时候的我并不怎么了解陈伯伯。可是日子久了，我渐渐发现陈伯伯的热情。
有一次，正是骄阳似火的正午，陈伯伯正顶着烈日护送学生和行人。这时，一位东北姑娘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问陈伯伯：“大叔儿，文化宫咋走？”陈伯伯见这位姑娘人生地不熟的，就领姑娘走到公园公交车站，告诉姑娘该上几路车到文化宫，并教她看站牌。姑娘明白后十分感激，对陈伯伯说：“大叔儿，谢谢您！”陈伯伯打趣地说：“谢什么？不客气！”我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禁称赞：陈伯伯真好，为人热情，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们！
陈伯伯不但为人热情，而且他对工作也尽职尽责。有一回，天乌压压的大雨将至，我放学匆匆回家正准备穿过斑马线，这时我发现陈伯伯在马路对面与一位带两个孩子的妇女推脱着什么，后来走近才知道：原来那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带伞，陈伯伯眼看就要下大雨了，于是把自己的伞让给她们。我不禁疑惑地想：那一会儿要下大雨了，陈伯伯该怎么办？我禁不住问陈伯伯，陈伯伯爽朗地笑了，说道：“她们三个人回家路还很远，万一淋雨生病了怎么办？陈伯伯有不怕下雨的大头挡住呀！”。我穿过马路，这时，天开始下起了大雨，我赶紧到马路边的店里避雨，此时正值下班交通高峰期，我看见大雨中的陈伯伯正在忙着疏导放学的学生和下班的行人过马路……
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骄阳似火的天气，陈伯伯陪伴我们走过了三百六十五次马路。每次我上学、回家都与陈伯伯一起走过这条并不上的斑马线，虽然这距离是那么短，但是它饱含了一个普通的交通协管员的热情和无私奉献。
在社会这个无边无际的星空中，他就象高空里的一颗凡星。他的光芒虽然微弱，但每一丝都绽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