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人爱“和”，从《国语·郑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乃至无数的字画诗词，总有一个“和”字。

史伯把“和”上升到了一种理论高度，成了世界运转中的规律之一，体现在每一件事物的背后。

物有“和”，万物并行而不悖。即使物各有性，也总是同处一个空间之中，共存共生是谓和。而不同性质的物的组合碰撞，总能产生绚烂多姿的结果，化学世界中的种种物质和物质的转变正说明了这一点。

事有“和”，纷繁错落归于和。当初，四大文明古国在彼此封闭的世界中演化，有先有后的文明进程，在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达到顶峰，极端的不平衡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现在，整体的和平取代了战争，要发展取代了掠夺，不和只有毁灭，要生存就必须有“和”。

人有“和”，从“和”的土壤中才能长出秩序的果。中国创始的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各国的赞扬，以此行事，方能停止无意义的争论，从混乱中找到秩序，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周总理曾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这就是一个达到“和”的办法：将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到相同的地方，保留各自的不同之处，从而促进了整体的发展进步。

无论是物、事还是人，其“和”都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的。秦始皇渴望大一统，统一度量衡的行为大大有利，但焚书坑儒的罪行难以抹去；更不必说明清的八股文，禁锢的不仅是人们的头脑，还有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同”的害处之一吧，“同”的行为违反了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的规律。一时的“同”，固然给人整齐划一、威力巨大的感觉，但后患无穷，最终只能使人自食恶果。在一些开放的年代，“不同”催生了纷繁美丽的花朵：百家争鸣、大唐盛世、双百方针……“不同”促进了进步，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往不知多少思想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西方思想家罗素这样道出了生活的本质：“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参差多态的人生，参差多态的世界，这些不都是“和而不同”的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