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昊阳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
在午间时，他会蹑手蹑脚的走到一个空位置上，向四周环视一圈，然后抓起桌上的勺子，藏到自己衣服里。这时他的脸会红得像一块红布，红到耳根子。他会强忍着笑，把那个人的勺子藏到其他人的书包柜里去。然后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淡定地坐在位置上，翘着二郎腿，抖着脚，慢慢地嚼着米饭。
丢勺子的同学，发现有敌情，就马上冲到董昊阳面前要勺子。董昊阳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还忍着笑说：“苍天啊，大地啊，谁有我惨啊！我的可信度在你们眼里这么低啊！惭愧惭愧。”那个同学说：“别装，快把勺子还给我，不然我可要告老师了啊！”董昊阳看演不下去了，便乖乖地从书包柜里把勺子拿了出来。
董昊阳总是想出许多鬼点子来，恶作剧一个接一个。
为此，他常被老师罚站，一站就是一节课，几千个字的检讨不知道写了多少篇，家长是被请到学校里来“喝茶”的常客。他认错的态度极好，当时说的都特别好听，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忘记了保证，继续恶作剧，令老师头疼。多次和老师短兵相接，他愈挫愈勇。
可有些人玩归玩，却从不耽误学习，他就是这样的。每次上课第一个举手的人都是他，满分的人也是他，奥数题全部做对的人还是他……许多人拔掉头发都想不出来的题，他几个算式就解出来了，他的思维能力是全班都佩服的。我的数学不太好，所以经常请教他。在学习面前，他就是谁都喜爱的好孩子。
他非常矮，他总是说自己是浓缩的精华，还说自己只顾着长脑子，忘记长身高了。他为了让自己长高，每个星期五下午，都去打两个小时的篮球。
这就是我认识了六年的董昊阳，尽管顽劣成性，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有句话说：“指望朋友没有缺点，是永远没有朋友的”。
我的太公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自他幼时就请教书先生上门授课。书读多了，就有着温文尔雅的气质。成年后的太公总是身着素衣，时常捧着一本书，或拿着一份报纸，脸上是平和温暖的笑容。他走路没有脚底生风的急促，总是轻轻的，正如他养的猫一样的文雅。
年少时的太公住在东阳的大宅院里，家里有布坊、店铺和田地。对于家里的工人和穷困的街坊邻居，太公一家经常明里暗里地帮着些。那时候从太公的店铺里买东西可以赊账，月末还不了钱的穷人，太公就悄悄把账划掉了。那时候不识字的人多，太公常常帮着人写信。每每有人找来，他便铺开纸，研上磨，用一支古铜色的小毛笔沾满墨汁，按着客人所求在纸上书写。这些书信是他代笔，却绝不敷衍，一个个小楷，密密地排在纸上，像一树墨梅绽放。写完后，他轻轻搁下笔，先看一遍，才把信放在来客手里。对于客人塞给的酬劳，他是绝对不会收的。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太公的大宅院被日本的轰炸机炸了三四次，最后只能背井离乡，举家搬到了杭州。抗战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太公把家中财产毫无保留地上交给了国家，家里空出的房子也让给了流离失所的人居住。失去了很多，但是太公的心依旧是富足的。
妈妈说，太公家的屋后有个院子，里面有棵葡萄藤，那是太公自己栽下的。晚年的太公仍旧喜欢看书看报，喜欢那只猫和那一棵葡萄藤。那年春天，碧玉般的茎叶从老桩中钻出来，慢慢地绕着太公架的竹竿往上爬。到初夏时，架子上已经是绿意一片，像铺了层绿毡子。然后，一串串小葡萄冒了出来，他们躲在大大的叶子下，像和太公捉迷藏似的。到了夏末，葡萄由青转红。又红又大串的葡萄叶子是藏不住的，便引来小鸟在葡萄藤上偷食。这时，太公养的猫会跑到葡萄藤下叫，赶跑偷食者。
太公自己从来不吃葡萄，那个年代物质缺乏，人们吃不上水果。每当有邻居的小孩来讨葡萄，他都会挑出先熟的一串儿，放在小孩子的小手里，再慈祥地拍拍他的头，笑意盈盈地目送他们，蹦跳着跑开。
每年，葡萄藤上总会留两串最大的葡萄，太公不会去动他。太公早已用眼睛的神光刻上了隐形的“我亲爱的外孙女”“我亲爱的外孙”。等他的外孙女和外孙大驾光临之际，他才会把这两串葡萄摘下，洗净，放在他们面前。然后看着孩子们欢喜地吃着葡萄，听着孩子们告诉他又识了多少字和背了哪些古诗，那时候的太公是多么满足！
我想，太公在栽葡萄时，心里一定装满了爱意，不然为什么他种的葡萄那么甜？
再想想，我觉得太公就像那葡萄藤，无论经历多少阳光和风雨，努力按自己的心性平和地成长，最后结出晶莹的葡萄，给他人以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