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广州，这里的美景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有充满笑声的长隆欢乐世界，有历史悠久的中山纪念堂，还有花草飘香的花都香草世界，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美丽的海珠湖公园。
冬叔叔走了，迎来了春姑娘。海珠湖公园里迎春花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在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好像在唱着春天的歌……美丽的木棉也睡醒了，跟迎春花一起歌舞。她们的歌声又唤醒了郁金香，郁金香也展开了优美的舞姿。在微风中，有的在跳中国舞，有的在跳圆圈舞，还有的跳一些不知名的舞蹈，她们随着微风的节奏跳着舞，美丽极了。
夏姑娘来了，小草被火炉一样的太阳烤得喘不过气，有气无力地站着。海珠湖公园里一棵棵树长在一起，树枝往外长开，形成了一个个天然凉棚，人们都坐在树下乘凉。最美丽的要数荷花池了，那美丽的白荷花、粉荷花，长在一片片荷叶组成的大圆盘上，它们形态各异，有的才开出三两片叶子，有的已经露出了小莲蓬……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朵荷花，随风舞动，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一朵荷花，是在看荷花呢！
秋姑娘也来了，花儿都要谢了。海珠湖公园里一朵朵菊花却开得正旺。远远望去，就像一张金黄色的地毯，桂花开了，蜜蜂也飞来了。树叶们跳着舞落下来了，人们走在上面，就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像为秋天奏一曲离别的歌。
冬叔叔回来了，虽然北方白雪飘飘，但这里还是一片花的海洋。黄槐挂满了金色的花朵，还是那样美，松树已经做好了过冬的准备……
海珠湖公园真是四季如画。我爱公园的美景，更爱我的家乡广州。
太姥姥今年九十二岁了。上一次见到她，是在她两年前的九十大寿上。
我并不怎么了解她。她常年住在东平乡下，只有春冬时才被接到舅姥爷家颐养。她腿不好，一到天凉就犯腿疼，再加上裹了一双小脚，上了岁数便再也站不起来，只是靠着两张小板凳，坐在上面来回倒替着向前挪。听妈妈说，太姥姥以前是地主家的小姐，家境殷实；但迫于礼制，在封建年代从小便裹了小脚，后来家道没落，被迫靠着这一双小脚下地劳作，很是辛苦。
“对了，你太姥姥别看做事慢，可心急。从前开春她带着我们种花，第二天花不发芽，她就翻开土再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种子到底怎么样了。”
妈妈只把这事儿当作一个笑话说给了我听，可我听完之后，只觉得心里沉沉的，却再也笑不起来。沉默中，我想我猜到了，当年的太姥姥为什么会这么“心急”：在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个年代，地主阶级被推翻，从前的高门大户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大小姐的生活不复以往。每年农忙时，她必须随着左邻右舍的农民们下地，或挺过寒风，或顶着烈日，不分昼夜。她裹起的小脚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她往日只拿过针线的手要扛起锄头。她在农活儿上哪儿都不如别人，但她想要尽力做得更好，哪怕只是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是为了那仅剩的尊严，也是为了她自己残存的傲骨。
就这样，只是因为一个笑话，我对这位未见过几面的太姥姥心存崇敬。其实她不是心急，只是想尽快地证明自己，仅此而已。这个想法深深埋在我心底，但我希望事实正是如我想象的一样，就像所有热播国产剧的结局：毫无悬念，却能打动人心。于是，我期盼着，直到那天——
她的九十大寿。那天，来的人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我所不熟悉的远亲。太姥姥年纪大了，除了经常见的，也已记不清谁是谁了。她喝了一小杯酒，也没多说什么，在这一片欢腾热闹中，她显得格外平静随和。
宴会结束，大家把太姥姥送了回去。舅姥姥家的阳台外，隔着一排植物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夜景。一片静谧中，玻璃外璀璨的灯火勾勒出整个夜晚，光亮洒满小小的阳台。太姥姥独自坐在窗台前，略微抬头盯着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花。红花虽小，却开得正艳；颜色也不那么刺眼，却可让人过目不忘。我走到她的身旁，蹲下来大声问她：“太姥姥，累吗？”
她不认识我。或许是已经忘了我。她盯着我看了好久，之后又转头望向花，眯起眼笑了，脸上的皱纹堆到一起，九十岁高龄的人笑得竟像一个听了夸奖的孩子。
“嗯，是我种的……好看。”
我点了点头，在满城夜色中陪她安心欣赏着一朵红花。而那个在我心中的种子，此刻也有了答案——它开出的就应该是一朵这样的花，鲜艳而不妖媚，宁静可人。在冲破无尽黑暗，终现自我的那一刻，是她的新生。付诸努力，获得的尊严与傲骨，这就是她用一生种出的成果，怎能不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