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松的阳光，透过参差的树影，投射到她眼中。她布满皱纹且浑黄的眼费力地接受着阳光，耳畔儿女的哭喊声模糊地远去。
她做了最后一个梦。
秋，火红的枫叶如同残阳落下后剩下的火红光泽，也如她。这真像你。有人说。那人面容不清，只有一只年轻的手拾起一片火红的叶而后轻轻绑起了她原本松系着的黑发，成两根相互盘旋而下的辫子，又将那片叶，绑了上去。像你。那人又道了一遍。眼中的赞赏与欢欣却无法述出口，笨拙地驻留在口中，踟蹰，却传递到了她眼中。她绯红了双颊，将下巴藏进衣领，目光胶着在地面上，却又无具体的一个点，只闪烁地左右移晃。
秋，火红的枫叶从路这头铺到了尽头，仿佛等人一步步地历过，尽头是残阳。
那人宽大却粗砺的手掌包裹住她小却同样粗糙的，扯着她向前奔去，风推着他们向前，在他们踏碎了片片红叶后卷起地上的残叶，让光阴在其中穿梭。最后只剩完整的一片红，在她绑着的发尾上。
秋，枫树已光枝，地下铺了红红的一层，紧密厚实，如他，如离别。
那人与她坐在树下，她轻轻地唱，他静静地听，她唱得倦了，哑了，却仍固执地不愿停下来，直到最后泪水糊住了她的歌声，至于一声声哽咽与含糊不清的，别走。
那人知道，可就因为知道，所以才必须走，或者又因为必须走才知道。心中有些密麻的情愫，如身下坐着的枫叶，他不懂如何去抒发，亦不想去抒发，只能轻拍她的背，陪她坐着，最终，只是浅浅地用唇碰了下她的额头，而后如被火灼般离了开。
秋，她踏在碎了一地的红叶上，无力地追逐前面已小成一个点的影子，泪水斑驳了她满面，她只能触了触额上仿佛仍温着的那个地方，攥着手中那原本绑在发尾上那抹已褪色的红，跪坐在原地……
泪水又一次蜿蜒了她的面颊，顺着脸上一道道皱纹，成无数道细流，缓缓而下。弥留之际，她无力地睁开浑浊的双眸，胸口起伏，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眼凝着窗外枫树上的红，吐出最后一句话：
“再给我绑一次发辫，可好？”
我五岁到十二岁的这一时段时间里，都是在丁家巷这个小巷子里度过的。丁家巷不大，弯弯曲曲的，一百米左右，但每一米都藏着乐趣。
巷口有一个报亭，亭主养了只名叫阿黄的土狗。虽说是土狗，毛却长而金黄，眼珠又黑又大，经常趴在巷口，用它那有神韵的眼睛看着来往的路人。晒太阳似乎是它的主要工作，中午放学能看到它惬意地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里，全身的长毛，像是要燃烧起来。有时我会花五毛钱买一根火腿肠，阿黄知道我会喂它，前爪从地上一撑，眼睛直盯火腿肠，大尾巴左右摆动。我挥动着火腿肠，它馋得跟着火腿肠转，不断跳起。最后我蹲下来，慢慢地剥开火腿肠的塑料外皮，掰下一段一段喂给它吃。阿黄早就等不及了，一边吃一边舔着嘴，盯着我的手，把脸凑近，爪子抬起又放下，放下又抬起，想从我手中夺走一整根火腿肠。我不停地叫着“阿黄，阿黄”，它高兴地摆着大尾巴回应。
往里面走，就会看到巷墙外种了一排笔直的水杉。你要抬起头，抬得脖子酸时才能看清它们的尖顶，它们就像一排巨大的圣诞树。巷墙这边种着一棵槐树，春天一来，树上都挂满了又白又香的槐花，勾着路人的嗅觉，一下又一下。路人都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感叹，这花太白太香了。
走过绿荫覆盖的几十米，就到了我所住的院子，院口有一个小小的保安室，老吴就住在这里。他夏天时会拖出一块厚重的大木棋盘，放在院口铁门旁的一把椅子上，拿出一盒又大又圆的木棋子，一一摆好，然后就摇着蒲扇和过往的路人下棋。我那时会一点棋，便一本正经地坐在老吴对面，开始“马走日，象飞田”。每次都过不了多久，老吴的铁盘子里就噼里啪啦的放满了我被吃掉的棋子，我的铁盘子里最多两三个，我输了也不服，说老吴一定作弊，要求重来。“重来就重来”，然而每次结果都差不多。他还喜欢和一位收废品的老爷爷切磋，我会“好棋，好棋”地乱叫一气，还出些很烂的主意。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纠正我，末了哈哈大笑。
走到巷头，对面就是老八中。巷头有一个推铁皮桶，卖糖饼子黑瘦的妇女。所谓的糖饼子就是把一个面团中间凹下去，放上砂糖，再捏实、擀平、烘烤。每次放糖时，我都在心里默念“再加一点啊，多加一点吧”。饼子烤出来后，中间微鼓，咬开一条缝，糖的香气扑面而来，热气也喷涌而出。我会和昕一人买一个，我的不会涂酱，她的涂酱。然后掰一块她的，撕一片我的，分享着，嘴里塞满饼子口齿不清的聊天。
如今阿黄死了，我搬离了丁家巷，老吴老得下不动棋了。糖饼子摊因为整理市容，很少吃到了。昕和我不在一个学校，分享不了糖饼子了。
虽然丁家巷现有诸多不完美，但我的童年却是完美的。这就像看电影一样，灯灭时的电影总是完美的，灯亮后的电影院却只留下吃剩的零食袋。我在童年的这场电影中记住了完美的快乐，遗忘了人为的缺憾。
